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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海外汉学】莱茵河畔传汉笛

上海译文外国文艺 2019-07-20 09:26:04

                          

2018年第2期《外国文艺》聚焦德国汉学家,
介绍了卫礼贤、弗兰茨·库恩、阿尔弗雷德·福尔克、君特·德邦等学者,以及新生代汉学家马海默。下文是栏目的开篇,简要明朗地阐述了德国汉学的渊源与发展,追溯了中国文化在德意志土地上生根开花的百年历史。
莱茵河畔传汉笛:德意志土地上的中华文明使者

                                       李双志 作


不论如何,有鉴于我们当前的道德堕落已发展至无可量度的境地,我觉得几乎有此必要,让中国人派遣传教士到我们之中来,教会我们采纳并笃行自然神学,正如我们派遣传教士去传授他们天启神学一般。因为我相信:若我们选出一位睿智之士来做评判,不是判女神们谁最美,而是判哪个民族最优秀,那他没准会将金苹果给予中国人,假若我们不是在一个超出人之界限的方面,也即神所恩赐基督教方面超过了他们的话。”这段话出自德意志土地上最伟大的一位学者莱布尼茨之手。他在为《中国近事》所写的前言中表达了对欧亚大陆另一端发达的华夏文明的钦慕与向往,并热切期盼中欧之间在精神领域中“互通有无”。1697年出版的这本小书是莱布尼茨与当时在华传教的耶稣会士之间的通信集,它见证了中欧文明在明末清初的交汇与互动,也记载下了(当时尚未形成统一国家的)德国与中国最早的一次文化接触。

戈特佛里德·莱布尼茨(Gottfried  Leibniz)

莱布尼茨“取法中国”的呼吁,在某种程度上揭开了十八世纪这一启蒙时代的中国热的序幕。以伏尔泰为首的法国启蒙思想家或改编《赵氏孤儿》这一中国剧作,或直接著书立说来表达欧洲文化精英对中国儒家伦理的道德秩序(对应于莱布尼茨提到的自然神学)的崇尚。到了十九世纪的殖民帝国时代,过于理想化的中国形象一度走向了反面,“老大帝国”显露出落后、停滞和羸弱的面貌。但这一时期也正是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欧洲汉学发端而至蓬勃生长的时期。1815年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创设汉学讲座,开风气之先。在此出任首位汉学教授的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与其继任者儒莲(Stanislas Julien)不仅精于治学,更着力译介经史典籍与诗文词曲,成为中华文化在欧洲传播的重要端口。而在英吉利海峡彼岸,牛津大学的理雅各(James Legge)与剑桥大学的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与法国同行遥相呼应,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掀起了英译中华文化典籍的高潮


与此相比,在莱布尼茨自己生长的国土上,愿意响应莱布尼茨的号召,继承莱布尼茨的精神而往返中德“传教”者却长期缺席。诚然,在莱布尼茨《中国近事》出版后的两百年里,德意志各邦国也不乏对中国文化满怀憧憬的文人雅士。但他们了解和感受中华文化的渠道却无一例外地是英法译本或这些译本的德译本。虽然期间也有如慕尼黑大学的卡尔·诺依曼(Karl Neumann)或柏林大学的威廉·硕特(Wilhelm Schott)这样的编外教授讲授汉学,但是都昙花一现或寂寂无名,不成气候。与歌德、洪堡兄弟都有过交往的汉学家克拉柏罗德(Heinrich Julius Klaproth)即使得到了柏林的教职,也执意在巴黎定居,用法语写作,因而也难以推动中国文化在德意志境内的广泛传播。


这种贫瘠寒酸的情形在十九世纪末发生了扭转。一方面,一代杰出的学者如莱比锡的孔好古(August Conrady)和甲柏连孜(Georg von der Gabelentz,后转入柏林大学)、柏林的格鲁贝(Wilhelm Grube)筚路蓝缕,在语言学、风俗学和文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出色的成就,为后来者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德意志帝国这一时期在海外殖民上的野心直接促成了德国汉学的强势崛起。1887年在柏林创立的东方语言学校、1909年在汉堡的殖民学院(Kolonialinstitut)设立第一个正式的汉学教席和1912年柏林大学开设的正式的汉学教授职位都受惠于此。但是学术机构与学术群体本身有着超越于殖民远东的欲望之外的使命感:打破中西对彼此的偏见与成见,平等地交换、共享彼此丰富的精神遗产和文化宝藏。汉堡第一位汉学教授福兰格(Otto Franke)就呼吁消除中欧之间的精神隔阂,在中欧交往中放弃种族优越论而追求“一种拓宽了形式的新人文主义”。而孔好古更明确地指出:“中国人必须认识欧洲文学……反过来,我们也必须努力跟随中国人走入他们写下理想的地方,即走进他们的文学中。”


于是乎,以研究中国的专业队伍与专门机构为重要的机制框架,以他们所倡导的译介、了解、沟通的文化交流实践为重要的行为模式,从1890年左右至纳粹上台前夕的1930年,德国出现了一个传播与接收中国文化的黄金时期。尤其值得瞩目的是,这一文化交流从一开始就包含了学术界与文艺界之间的积极互动。对东亚文化产生浓厚兴趣的德国作家、艺术家和评论家不仅作为接受方来阅读汉学家们翻译的中国文化典籍和文学作品并从中吸取灵感,也自己动笔参与了翻译和改写,促成了更进一步的文化交融与创新。汉学家与文学家之间形成了良性竞争与互彰互惠的罕见局面。比如汉斯·贝特格(Hans Bethge)发表于1907年的《中国笛声》既呼应了汉学界对唐诗的译介,也激发了不少德国诗人如克拉邦德(Klabund)和布莱希特对李白、杜甫的惺惺相惜之情,而奥地利音乐家马勒受其触动,创作了《大地之歌》。一时之间,从莱茵河畔到多瑙河畔,众多德语文学的精灵都在传递来自遥远中华的笛声,堪称中欧文化交流一大盛况。这股浓郁的崇华之风不同于十八世纪那个以儒家德治理想为核心的中国接受热潮。除了中国古诗的流行,还有长期被儒家光环所遮盖的道家玄思在这一个时代焕发出迷人的异彩。庄老之名也成为一代德国哲学家与文学家乐于念诵的名字。不论是作家黑塞、布莱希特还是心理学家荣格和哲学家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都深受道家学说吸引并将其融入自己的创作或思考中。可以说,这一时期德国文学界和思想界对中国文化的多方位认知和创造性吸收已经超越了莱布尼茨当年的设想。不是自然神学,而是文字的吉羽与思想的灵光作为中华文明的精华在德国的大地上播撒并萌出新芽,开出奇花。


而莱布尼茨当年预言的来自中国的传教士,在这场盛景里,就是那些精通中国文字并竭力传递中国文化精要的汉学家们。有赖于他们的热情与勤劳,中国文字与思想的魅力才得以征服和启发这么多德国文人,又通过他们涟漪般铺展向整个欧洲、整个现代世界。他们走进中文世界又让中文世界走进德国及欧洲人心中的传奇经历,实在值得我们追忆、体味和铭记。他们为传达汉字承载的文采意蕴而苦心经营、锤炼母语的翻译往事,也值得我们回望、研读和借鉴。为此,我们借这一期德国汉学家专辑来向这些汉学家,这些沟通中德乃至东西方的文明使者及其后继者致敬。

卫礼贤(Richard Wihelm)

我们首先介绍的是出自上述黄金时期的三位杰出汉学家:卫礼贤、库恩和福尔克。卫礼贤和库恩作为中文德译的两座高峰,展示了德国汉学在巅峰时期对欧洲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辐射力。有趣的是,两个人都是游离在学院内外的非典型汉学家。卫礼贤继理雅各之后,将儒道两家的重要典籍一一翻译成流畅可读且文意切合的德语,脍炙人口而影响深远。尤其是他对群经之首《易经》的德语翻译,更是中华典籍外译史上的空前壮举与标杆之作,以致众多后出的其他语言译本都要参考卫礼贤译本甚至直接由该译本转译。

弗兰茨·库恩(Franz Kuhn)

比卫礼贤小十多岁的库恩在中国古典小说德译方面也堪称一传奇人物。他所译《红楼梦》和《金瓶梅》等明清小说在德国至今畅销不衰,也曾引来欧洲其他国家的译者效仿以致挪用。与卫礼贤从学院外转入学院内相反,库恩是从汉学系学生转变为学术殿堂之外的自由译者,他以一腔的热忱和出众的才华将中国的英雄才子风尘佳人带到了德国普通读者眼前。

阿尔弗雷德·福尔克(Alfred Froke)

福尔克的光环远不及卫礼贤与库恩,但他在当时是学院派中最爱做翻译的一位,在治学和译事上都卓有成就。他的成长经历在第一代汉学教授中颇有代表性,先追随德国外交官员到中国驻留多年,归国后才投身汉学研究,从此专心治学心无旁骛。他很早便开始翻译唐诗,堪称德译唐诗热潮的先声;他译介《论衡》,写出了德国汉学扛鼎之作的《中国哲学史》,获得欧洲汉学界第一大奖儒莲奖;他还涉足中国戏曲的翻译,是这一文学体裁少有的几位专业德语译者之一,为后世留下了足可借鉴的精良译本。


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德国汉学就面临着极为险峻的局面:纳粹政权的暴政、战争年代的动乱、冷战岁月的波折、学术生态的多变、资本市场的裹挟,这些都让那个可以与诗人墨客同唱游、在异国笛声中共沉醉的浪漫年代一去不返了。所幸学界中始终有人不为外部风云所动而在汉字世界里继续沉潜吟咏,为传达中国文化的精深美妙而孜孜笔耕。在《外国文艺》这期德国汉学家专题中,笔者意选取了文才超群但在我国少有人知的优秀汉学家和译者德邦作为这一类人的代表并加以介绍。德邦译诗,不贪多而求精炼,不拘泥而有神韵,百年间在众多译诗者中别具一格。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在自己所喜爱的德国诗人与中国的诗情哲思之间寻求相连相通之处,展示出比较诗学的开阔视野,留下了比较研究的重要著述。


德邦可以说是德国汉学黄金时代与当前时代之间的一个桥梁。他的师承源自二战前的汉学发达期。而他在学术与译事上的成就则启发了当代的后起之秀。当然,时移境迁,德邦所面临的清寂早换作了今日的喧嚣。中国日益崛起,中德交往日盛,对中国的关注和了解中国的兴趣在今日德国乃至世界都非往日可比。然而文化沟通却还有待新一代专业译者的更多努力,尤其需要不带偏见和谬论的真诚使者在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之间来回连通。我们有幸采访到了新生代德语译者马海默。马海默在翻译现当代中国文学方面是广受认可的译者,译作硕果累累本人却谦逊低调。与他的对话可以让我们更多地了解当前汉学家作为译者的成长经历,他们感知和译介中国文学的细节,他们为中国文化的传播付出的心血。


正是这一代代不以高论哗众而于静默处持久耕耘的译者,延续了德国汉学沟通中西的使命感和传统。他们让我们可以像三百多年前的莱布尼茨一样期望,欧亚大陆两端的两大文化之邦,将在精神领域里,在文学与思想的交汇处,跨越种种障碍,相遇相知,共同领取优秀民族的金苹果。


(责任编辑:赵婧;原载于《外国文艺》2018年第2期,版权所有,如需转载请经公众号责编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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